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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库 本文的标题看起来象是企图借用科学术语来维护文史专业不断衰落的声望。不过，我想说明这种联想并不真切，“基因”一词在这里与其说是一个时髦的术语，毋宁说是一种概念。 首先要声明的一点是，我无意在此探讨基因与文化之间任何假定的直接关系或基因的“改良”问题，我并不相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种关系的存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已告诉我们潜伏于那种不科学的拼凑和无根据的推测的危险，而这种拼凑和臆测曾被种族主义者所利用。 与此相反，我认为无论何时，新的文化形式出现，总是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使用的结果，总是不同文明互动的产物。它们得自文明的交流和混合，有时也是不同来源的成分的杂交。事实证明，文化发展、传播和多样化的模式具有与生物进化相似的特征。另一个令人信服的事实是，在基因谱系和语言进化谱系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1]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交叉受精和繁殖通常会产生更加强壮的样本，而“纯粹”血统的种类却会在漫长的过程中衰退。因此，保持变异的最大可能是一个物种未来的保障，而某一物种过于强大的主导力量则预示着它的厄运。 文化 人类学者将“文化”视为人类知识、信仰和行止融合而成的范式，因此在最普遍意义上，它涵盖了语言、理念、信仰、习俗、机制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类学习并将知识传输给后代的能力。我们称之为“文史学”的人类知识类型，则关注于保存和传承不同知识种类的积累 (口头或书面形式)。在今天所谓的科学时代，这种知识的积累往往被认为毫无用处。正如《庄子》所说的那株古老的大树，对于一般人来说，它可以观赏却毫无使用价值。[2]今天，大学文史专业的学生在完成若干年的基础培训后，很难谋到与他们所受教育相当的职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众多由文化人类学者发明的有关文化发展、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泛性的理论，早些时候则有赫德、卢梭等人的文化进化论，以及十九世纪晚期在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泰勒的进化理论。上述各类理论大多建立在对所谓原始社会的研究的基础上，而绝少提到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的作用。这种文化发展的作用，在我看来却非常重要，在文史和艺术领域尤其如此。 关于这种具有造化力的交流结果的例子俯拾皆是，如非洲音乐对当代流行音乐的影响，日本版画对梵高艺术创作的影响，非洲雕塑对毕加索绘画的影响，以及更普遍的日本建筑对西方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凭借上述有限的例子，就足以证明现代文明如何得益于那些迄今存世的各类文化。这样来看，各种不同的文化构成各具特色的种类仓库，由此构成灵感和创造的宝库。只要这些各具特色的种类存在，文化创新和复兴就有可能。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文化的功能无异于基因库的使用。基因库就是一个收藏和研究各种植物的原始资料机构，为了避免因基因逐渐衰退而造成的危机，为将来的杂交配种提供必要的物种。 在这里，我将探索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文化基因库如何运作。它在过去意味着什么，在目前有何功能，对未来又有何益处。我会举一些西欧、近东和远东地区的例子，希望这些例子能够揭示文史学科的现状，并说明它无以置疑的重要性及其所面临的日渐衰微的危机。 近代科学的到来 如果对文化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还有任何疑义，不妨回顾一下“近代科学”的起源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不过，这并不妨碍许多高明的学者大胆地声称，真正的科学直接源于古希腊。在他们眼里， “真正的科学”也就等同于“西方科学”。 出于这种民族优越感，法国哲学家瑞南(Ernest Renan) 1883 年在索邦大学(Sorbonne)发表了他称之为“欧洲科学”起源的演讲。他在谈阿拉伯人对数学的贡献时说，“在所有这一切中，唯一真正有生命力的因素是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是知识和正确思维的唯一源泉。” 其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赛瑞斯(Michel Serres)在一本科学史上十分重要的著作(却只字未提印度和中国)中写道： 在不到四个世纪的时间里，从米利都的泰利斯 (Thales of Milet)到亚历山大的欧几里德……希腊哲学家们以一种惊人和出乎意料的方式，共同缔造了这个无形而又无与伦比的帝国，它不朽的辉煌一直延续至今。人类曾有过其它可与之媲美的体系吗？这一成就就是数学 。 稍后我们再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因数学而被认为是神圣的人类体系及其优点。首先要说的是，瑞南和赛瑞斯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是古希腊人的嫡系后裔这一观点完全错误。正如胡弗(Toby E. Huff)在他有关近代科学兴起的新作中指出的，古希腊的科学遗产原来已经被西方世界遗失了若干世纪。事实上，在第五世纪罗马帝国终结到十二、三世纪的翻译热潮之间的七百多年中，希腊科学在欧洲已不复存在。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尤其从第八世纪开始，阿拉伯的科学在诸多方面具有世界领先地位，既大大超过西方，也将中国甩在后头。在天文学、数学、光学以及其它几乎可以说是各个科学领域，阿拉伯科学家们[3]居于科学进步的前沿。[4]正是他们不仅继承、传授了古希腊人的科学，并且进行了很大的补充和改进。 众所周知，亚力山大的欧几里德《几何原理》一书，尤其是其中有关几何的部分，对近代科学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许多方面构成了西方数学的基础。《几何原理》创作于公元前四世纪，流传下来的唯一可称得上完整的版本是写于公元第四世纪下半叶的亚历山大的赛昂(Theon of Alexandria)本。直到十六世纪，西方人才有机会见到这一版本！ 然而，阿拉伯人早就开始了解欧几里德，他们从一位拜占庭国王那里得到一份抄本。《几何原理》的第一个译本发表于拉什德(Harun Al-Rashid，786 - 883)时代的巴格达。此后，所有在欧洲流传的欧几里德译本都出自阿拉伯人之手。欧洲第一个完整的拉丁文译本是康帕纳斯(Johannes Campanus)完成于1260年。西方人不仅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这部书，而且还获得了活生生的数学传统。在西方，尽管欧几里德其它一些次要的作品也流传下来，但并未引发任何新的科学发展。真正的科学复兴与十二、三世纪的翻译热潮都受益于阿拉伯人保存的科学传统。西方人花费了好几个世纪去吸收这些新知识。直到十六世纪，在哥白尼革命性的地心说中，数学才在欧洲得到真正的发展，在几何中应用代数。这一科学革命是几种不同文化相互使用的结果：古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及中世纪西方经院哲学。在这个过程中，外来文化提供的灵感和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倘若没有阿拉伯人的传承，也就没有欧洲的科学革命。 另外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当时的文字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由于人们完全漠视这一点，因此有关古代到近代欧洲的科学著作传授历史也不易见到。[5] 科学史家过于关注科学思想的革新，却忘记了媒介的功能。到底谁是那些翻译者？知识是如何保存下来的？那些伟大的翻译巨著是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那些不仅通晓希腊语、阿拉伯语而且掌握古叙利亚语以及其它近东地区语言的学者们在十二、三世纪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成就。是他们的丰功伟绩使得西方人能够看到亚里士多德及其注释者的著作，还有由此衍生的其它古希腊和阿拉伯作品。 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基本的技能已不复存在！在十六世纪，有一百多种欧几里德的译本和研究著作出版发行，而二十世纪上半叶只有十来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下半叶则只有两、三种。在欧洲、印度、中国和美国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书稿尚存，但还有谁能读懂它们？还有谁在研究古叙利亚语著作的历史？在欧洲，还有多少人对古希腊语的掌握程度足以读懂欧几里德？我们不仅正在丢弃我们的经典遗产，同时也丧失文化复兴的一项重要资源。 图坦卡门再生 1922年11月，卡纳文五世赫伯特爵士 (George Edward Standhope Molyneux Herbert) 雇佣的探险家兼考古学家卡特(Howard Carter)发现了图坦卡门(Tutankhamun)的陵墓。图坦卡门是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最后一个法老，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343年至公元前1325年间。卡纳文爵士曾在五年时间里出资二十多万英镑雇佣无师自通的卡特在埃及发掘，以期发现一座未曾被盗过的法老墓葬。卡特在《图坦卡门之墓》(“一部二十年代的侦探小说”!)一书中对发现陵墓与墓中珍宝的活灵活现的描绘，激起规模空前的世界性的 “图坦卡门狂热”，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时尚，尤其是二十世纪的“装饰艺术”(Art Deco)风格。 实际上，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人们对埃及文明已心向往之，从拿破仑时代的家具和建筑风格就可以看出它的影响，这一热情从未衰减。一些重要的作家，如高吉野(Theophile Gauthier)、爱伦. 坡和柯南道尔爵士等都曾在法老传说的启发下创作小说。整个十九世纪，著名的博物馆如罗浮宫和大英博物馆，充斥着从埃及陵墓中发掘出的珍宝。 如今这一热潮卷土重来。在1922年到1925年之间，各大报纸和电影公司竞相发布有关这一发现的更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故事。法国时装设计师制作的埃及式女装，巴黎珠宝商设计的图坦卡门珠宝，爵士乐队演奏着“图坦卡门式的拉格泰姆调”，表演艺术家将复活的木乃伊搬上舞台制造充满幻想的场景。就连巴黎的夜总会也加入这场闹剧，推出一种名为“图坦卡门式的放荡”的表演，舞台上的妖冶女郎们以埃及式的羽毛扇为道具向观众展示她们迷人的肉体魅力，这项表演后来甚至成为全世界脱衣舞表演者的保留节目。电影院建成埃及风格，法国豪华客轮诺曼底号的包舱也饰以“图坦卡门”图案的墙板。1925年，随着大型“装饰艺术”展览在巴黎开幕，由图坦卡门激发的美学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艺术环境。 图坦卡门风尚一直持续至今。从1961年到1981年，通过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英国、俄国和德国举办的大量展览，公众得以再次重温“图坦王”及其宝藏的埃及梦。“图坦卡门狂热”的许多征兆重新出现。在旧金山举行的展览至少有八百万人参观。这种展览成为博物馆的摇钱树，新奥尔良艺术博物馆赚了将近七千万美元。但是，与那些“派生物”如T恤衫、珠宝、复制品、书包、信纸，及其它“图坦狂热”所带来的附属品相比，博物馆的门票又算得了什么！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并不重要的法老墓葬中的随葬品何以能煽起美国文化界的狂热？[6]如果我们不局限于“财迷”、“耽于异国情调”、“对大众的巧妙操纵”和“迷信的返祖现象”[7] 之类的解释，应该还有一种答案更实在、更贴切埃及文明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 我试图做如下解答：十九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人类渴望通过与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文明接触而激发灵感。图坦卡门狂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我们的文化基因库理论。同时它也证明，不仅还存在的传统，就是消亡多时的文化也能够复活，并对重新认识我们自己与周围的世界、对了解人类历史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热带的忧郁》一书中说过，当经典作品还是学校必修课的时代，通过阅读荷马和维吉尔，欧洲年青人面临古希腊和罗马文化造成的第一次“文化震荡”。也就是说，他们会有一种基本的认识，即世界上还存在与他们自己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这一认识对给予人类以世界公民的必要视角具有根本性意义。归结来说，上述例子也解释了一个事实，尽管没有甚么职业前途，每年还是有成百上千的欧洲青年进大学学埃及学。另外数千学中文和西藏文的新生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不应该嘲笑他们，也不应该指责他们学习一种不同的、古老而有价值的外国文化是“毫无用处”的事。我们必须理解他们对文化多样性的热忱支持，因为这不仅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权利，而且也是防止文化衰微的机会。 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事实是，与古埃及文明对二十世纪文化复苏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相比，那批创造了这一丰硕成果的专业人士却显得无足轻重。倘若没有钱普良(Champollion) 在1822年对象形文字精彩的解读，没有法国国立埃及考古队的考古学者们持久耐心的努力，也就没有上述结果。让我们回顾一下，对埃及学中的成本与产出关系做一比较：一小群考古学者、铭文学者、历史学者、建筑学者，以及不应遗忘的挖掘墓葬的工人、学生和其它帮忙者，是他们给全世界亿万人带来了美的新信息和人类文明的意义。因此，那些显得有点神秘、乍看起来似乎不必要的研究，也能以极低的成本产生巨大的效果。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么低廉的成本使得这种研究倍受冷落。那些发愁如何分发手头巨额研究经费的政策制订者们根本不会留心这些廉价的小玩意。对他们来说，把钱拿去做日内瓦的回旋磁力加速器试验既省事又省力。 图坦卡门陵墓成为二十世纪的重大发现是偶然的。七十年代在中国也有一项可与之相比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者在西安找到了那一辉煌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在秦始皇陵附近发掘出的一支装备齐全的军队群像。这一发现虽引人注目，却根本没有产生类似图坦卡门陵墓的效应。对此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也许最大的理由是中国文化尚未进入西方人的知识视野。古代埃及的法老虽然与当代文明相去甚远，但它在基督教文化中还保存一些记忆，对二十世纪的欧美大众来说并不陌生。这种文化在逐渐消失，可是也没有别的文化来代替。在西方，人们不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兴趣，而中国文化则离他们更远。即便在中国，人们也不再象过去那样注重传统文化，“国学”甚至面临因对现代化“无用”而被遗弃的危险。然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年青人，也包含一些年长者，却试图从中国文明中寻找解救今日西方文明诸多缺陷的方法。凡是去过中国的人都会意识到，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价值上，东西方之间存在着某种分歧。原因何在？ 针灸的认识论 当今世界，“西方科学”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之同步的是全球性西化。可以预料，遥远的拉萨很快也会有一家假日饭店。除了物质文化的因素，可以肯定更有影响力的是通过各类大众媒介所传播的西方意识形态。未来的历史学者会看到，具有二十世纪特征的革命与战争之下隐藏着一种根本性的统一：它的最终结果是对传统的毁灭，同时也消除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多样化，以便为与当代大众消费密切相关的大工业生产鸣锣开道。 让我补充一句，我并不是在这里宣扬纯粹主义。汉堡包和炸薯条、牛仔裤、高速公路和现代化酒店当然令人愉快，为什么西藏牧民就不可以享用全球化文明所带来的同等好处呢？但是，这并非症结所在。我们的问题是文化多样化的消失将威胁到文化的复兴。因此，人类的文化财富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保护，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审美满足，也是为了一些更根本的问题。 科学也是一种文化产物，不必是一个预言家也能预测，总有一天我们称之为“西方科学”的认识论模式将被淘汰。尽管赛瑞斯宣称数理逻辑为世间之唯一真理，然而已有迹象表明，它将不再保持那种不可超越的地位。有关这一点，还引发出下列问题。 我们的世界正疲于应付物质环境问题，更不用说各类精神环境问题。这种混乱对世界宗教界的影响尤为明显，试图通过科学和文化多元化解救人类的希望在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冲击下化为乌有。在这一重要领域，我们的现代文明显得无能为力。例如在医学界，对各种形式的生理失调治疗已有极大的进步，但是对精神疾病的医疗却进展极其缓慢。一些新方法，如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心理分析还在等待被普遍接受。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是， “思想”、“精神”或“灵魂”之类的概念，在西方科学的理论框架中无法得到解决。西方医学尽管有那种被称为身心接近(psychosomatic approach)的优势，但精神并没有真正的地位，即使在今天，还有一些医生否认它做为科学术语存在。这是因为西方科学逻辑的应用从属于笛卡尔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摩尼教)的宇宙论。这种宇宙论在物质和精神、肉体和灵魂之间建立起对立关系，正是这一点将科学导向无休止的错误。 因此而失败的众多事例中，我们可以举遗传学为例。在高尔顿(Galton)和孟德尔(Mendel)身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预防遗传性大脑疾病的愿望仍未实现。遗传学变得远比合理的预期更为复杂。迄今为止我们仍无法解读先天性遗传和后天性获得的基因密码。这就对思维的运转及其对基因进化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问题。简而言之，也许有一天科学家们可以克隆(clone)人类，但却无法改善人类文化。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神经生理学。尽管人们经常声言在神经医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性进展，但是真正的成果仍有待实现。的确，“神经科学”最重要的贡献可能在其它方面。例如，我想到了神经学家帕特(Candace B. Pert)的工作，她发现的神经末梢麻醉体(optiate receptor)[8]及其开拓性的研究为大脑研究的某些最重要的突破提供了可能。她说，长期以来人们把思维与大脑当作一回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我们可以证明被称为“思维”和“意识”的东西不仅存在于人体内所有地方，甚至也存在于人体之外。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某种特殊的生理反应。今天，由于有了PET扫描所获得的医学图像，我们可以跟踪人们在交谈或思考时神经在大脑不同部分的反射过程，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什么是意识这一问题。人类如何思考？我们仅仅处于探索的一个全新领域的起点，而最为欠缺的是一种能够将思想与肉体、精神与物质、身体与灵魂结合起来的认识论模式。看来帕特只能发表“从微粒到神秘主义”为题的演讲了，似乎只有西方称为神秘主义的东西能为神经科学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在涉及这一课题的当代人类学名家中，让我们引用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理论，他终生探讨并撰写有关“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即方法论问题。他是遗传学先驱之一威廉姆.贝特森(William Bateson)的儿子，这一点也许不是毫无意义。贝特森运用他父亲的技巧建构模式，却证明这些模式从头至尾具有比喻特性。当我们用隐喻性的方式思考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然。因此，如果贝特森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赞成我们在这里对“基因库”一词的隐喻性使用。他会说遗传学在一般意义上是具有隐喻性的。 凡读过贝特森的《思维生态学的进程》一书的人都知道，他曾经如何费尽心力地消除笛卡尔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摩尼教等的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对立。贝特森写道：“对于我来说，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它的规则非常清楚：在科学阐释中，思维或神明不起丝毫作用，而且不应追求最终目的。……在需被解释的体系中，神明、目的论和思维都不应被要求。”[9]当谈到西方科学的现状时(社会性以及“困难性”)，他补充说：“看起来，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特殊焦点是新的解决肉体与思维问题的开端。”贝特森说，这种“困境”现在已经演变为“方法论的恐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贝特森先采用控制论(cybernetics)，随后又求助于荣格的宇宙论。他不知道，或从未承认这一事实，即控制论和宇宙论都与中国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有自我规范的组织系统的控制论，与中国式的“自然”理论非常相近。至于荣格的宇宙论，通过威尔海姆(Richard Wilhelm)翻译的道家书籍与中国哲学有着直接的关联。 最耐人寻味的是，当科学家们在寻找控制论、珀哈(Niels Bohr) 开始热衷于阴阳哲学时，当人类学者还在建构各种高明的理论著书立说时，普通人已为解决西方的认识论危机寻找更实用的办法。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公众正转向中国科学，“阴”和“阳”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字眼。确实，代表中国特色的宇宙论和哲学思想的阴阳五行同类相感论，彻底打破了西方传统的肉体与思维之间的藩篱，使得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概念去思考人生及其意义。我想，这也可解释为什么针灸能够获得成功。针灸是由于文史学者而被保存下来的又一重要的古老传统。在清儒与西医的影响下，它曾两度遭受中国官方的取缔。今天，针灸远不只是昙花一现的时尚。在我看来，针灸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不可否认的效果，还取决于它完全无视那种分裂肉体与思维关系的理论框架。正如今天普遍承认的，针灸恰如其分地完善了西方的治疗方法。这里再次显示，西方医药文化与来自不同传统的元素交叉繁殖，其将来大有希望。也许有一天，获益于中国科学，西方认识论的危机终将得以解决。 文史学的功能 也许我的论点还不很完善，但是我希望我已说明了文化复兴的实现来自不同传统的借用和交流。过去是如此，将来还会是如此。只要不同的文化形式继续以足够的数量和生命力存在，这种交叉繁殖就会持续下去。 今天，文化多样性受到全球一体化的威胁。我们不再会建造金字塔来容纳我们文化的辉煌成就：我们有博物馆，但是它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吗？博物馆能容纳的艺术品只有那么一小部分，而未能被保存在博物馆里的东西的损失和破坏令人触目惊心。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北京城还有上千座寺庙。这些庙宇不仅是人们宗教生活的活动中心，也是主要文化生活的活动中心。而今，除了少数几处留作游客的观光点外，其它的庙宇几乎已消毁殆尽。 对于这场整体性的毁坏，原因不仅是缺乏资金或资源，更重要的是缺乏理解和关注，而后者往往又是那样带有偏见性。对于文史学科的现状来说，也是如此。卡瓦利-斯佛扎(Luigi Cavalli-Sforza)的研究最为雄辩地证明了下列两点：(1)文化传播是文化更新的根本因素；(2) 今天带来文化更新的文化多样性已经受到威胁。其它学者，如荷兰著名的语言学家乌兰贝克(Ulenbeck)指出，全球语种正在令人吃惊地的消减。与上述趋势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文史学科。 文史学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宝库，并且，让我再重复一遍，当今的决策者们却不很理解这一点。事实上，文史专业保存和传播古老知识的功能，如果不比建立新的研究模式、寻求新见解更为重要的话，至少也同等重要。因此，对文化的“保存” 应被视为与对文化的“诠释”同样重要。许多人类学者在他们的田野工作中将会了解到，文化诠释可能并不利于文化保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通过一小批学者的教学与研究，古老传统的保存和传承可以使古老的文化保持活力。只有当人们对文史学功能的核心部分，即“长期性的研究”有所理解，那种对人类知识默默无闻的贡献才有可能出现。 1 .文史专业的研究对象大多数针对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 2. 文史专业的研究项目往往是一种“学习项目”，它的成果并不引人注目，是以数据汇集、目录、制图、字典、数据库等方式提供“研究工具”。这类“收集和整理”工作，通常是由一、两位“学者” 在长时间里带领他们有限的助手来做。文史学科的许多重大项目往往需要一代以上的人才能完成。与其它学科的项目相比，文史专业研究项目的长期性是制订学科政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3. 文史专业的产品也以长期性为特征，可以在较长时间里具有使用价值。十九世纪的校勘本、二十世纪初的字典和三、四十年代的研究著作对于一般的文史学者来说还是可资利用的资源。 4. 文史学者的培训也需要较长的过程。许多社会学的专业可以在四、五年时间里培养出一个人才，如人口学、法律、新闻、国际关系等。但是，一些古代亚洲文化的专业，如梵文、古波斯文、古汉语等，至少需要十来年。 5. 基于上述原因，文史专业的特点是知识的积累过程，因此它的制度性的机构图书馆、学院、研究所等都会保存很久。对文史学来说越老越好，而其它学科则追求标新立异。 从这一点可以了解，与其它学科相比，文史学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虽然我们处于电子时代，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在许多方面，文史专业开始使用计算机，它的学生用计算机不只是为了语言处理或数据库，而且可以用来做文字与语言风格的分析。计算机的使用可以从费用方面减少文史专业与实验科学之间的距离 (即文史专业因为太便宜而难以落实一项具体的资助政策) 。但是，计算机的使用并不削弱文史学科“长期性”的特征，它只会有助于处理更多资料并取得更佳效果。 最后，我想用庄子古老的寓言以及他的有用无用论来做结语。他说的那株老树，对于一般人来说赏心悦目，而木匠却觉得却毫无用处。庄子说正是这种无用对老树本身才是大用，惟其如此它才能逃脱木匠的刀斧。他归结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确实，问题就在于如何使世界保持共存，使思想保持完整，而不把它弄得支离破碎。惠子曾告诉庄子这样一个故事：国王赐给他一颗葫芦种子，后来长成一只奇大无比的葫芦。拿它怎么办呢？盛水又不能竖起来，搬动也不方便。将它剖开做勺子，还是太大。不知做什么用才好，只好把它打破完事。接着惠子对庄子说，你的语言与这只巨大、笨重而一无是处的葫芦别无二致。 庄子答道，只有与懂得无用的人才能谈论什么是有用。对于世间来说，天地不可谓不广大。一个人所使用的不过是他立足的部分。要是把一个人足迹以外的地方挖到黄泉，那剩下的小块地还有用吗？ 惠子答：没有用了。 于是庄子说，那么，无用的确也可有用就很容易理解了。[10] 对于决策者来说，文史学就象那株根深叶茂的老树和那颗硕大无朋的葫芦，苍老、笨拙而毫无用处。然而，老树蔽日，人们可以在树荫下逍遥自在。至于那颗葫芦，正如庄子说的，用之“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让世界保持完整，你就可以自由地漫步其间，脚往何处，人往何处。保存那些古书，让一些能读懂它们的人使用。正如那些古老的东西，我们的大学也应该保持完整一体。 那么，让我们来捍卫我们的老牌学科吧，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文史专业能更好地保存和传授古老知识。让我们共同对付那些精明的决策者和能干的政治家们，别让他们削减我们的规模。假如我们允许他们那么干，要不了多久，很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这个世界将走投无路。 参考书目 Bateson, Gregory: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handler Co. San Francisco 1972. Bateson, Gregory and Bateson, Mary Catherine: Angels Fear. Macmillan, New York 1987. Benoit, Paul and Micheau, Françoise: “L'intermédiaire arabe?” In Michel Serres, e.a. 1989. Cavalli-Sforza, L.L. and Feldman, M.W.: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Cavalli-Sforza, L.L., Menozzi, P. and Piazza, A: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Frayling, Christopher: The Face of Tutankhamun.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92. Graham, A. C.: Chuang Tzu, The Inner Chapters.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81 Hooper, Judith and Teresi, Dick: The Three-Pound Universe. Tarcher, Inc. Los Angeles, 1986. Huff, Toby E.: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 - Islam,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nes, Steve: The Language of the Genes. Harper Collins, London 1993. Russell, Bertrand: Mysticism and Logic, and Other Essays. 2nd ed.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1918. Serres, Michel, e.a.: Elément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Paris, Bordas, 1989. Steck, Max: Bibliographia Euclideana. Gerstenberg Verlag, Hildesheim 1981.[1] 参见 Caralli-Sforza，1981、1994年。 [2] 见《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3] 这里主要指以使用阿拉伯语为主的中东人，包括阿拉伯人、伊朗人、基督徒和犹太人。 [4] Huff，第48页。 [5] 关于欧几里德，至少还有马克思. 斯特克(Max Steck)撰写的《欧几里德著作及其数据目录》。 [6] Peter Green, “The Treasures of Egypt”载于 Frayling, 1992年，第285 - 299页。 [7] 这种说法与那些参与处理墓葬品的人对“法老的咒语”的传说有关。 [8] 即大脑中的一类细胞，可以使人不感觉到疼痛。 [9]《天使的恐惧》(Angels Fear)，第12页。 [10] 原文分别出自《庄子.逍遥游》与《庄子.外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