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及其《真系传》
作者：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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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渤与韩愈
据《新唐书.李渤传》记载， [1]渤字睿之，无意仕途，刻志于学，隐居庐山。曾作楚接舆、老莱子等六人《图赞》。[2]后来徙居少室山。[3]少室山乃道教名山，主神为中岳嵩山君佐命。历代道士，多居其中。李渤撰有《少室仙伯王君碑铭》，王仙伯者， 即唐初高道王远知。碑文称：“贞元癸未鄙人至自庐岳，栖托隐溪，牵灌践危，深入丹窟。”因此可知803年前后，李渤已于庐山移徙少室山。
相传李渤仍在庐山时，即编撰有关“上清经箓”历代传授之书，题为《真系传》。[4]今《云笈七签》卷五所收陇西李渤述《真系》一卷，即此书。他在序中说：“今道门以经箓授受，所自来远矣。其昭彰尤着，使缙绅先生不惑者，……故予述《真系传》，其同源分派者，录名仙籍，不缉于此。时贞元乙酉岁七月二十一日，于庐山白鹿洞栖真堂中述。”
贞元乙酉七月二十一日，是公元805年8月10日。此后一个多月(九月五日)，唐宪宗即位。李渤撰写《真系传》，可能与这一背景有关。他在序言提到当时他仍在庐山，而前引碑文却说贞元癸未已抵少室，这种时间上的矛盾，可能与宪宗登基有关系。《旧唐书.李渤传》云：“元和初，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巽、谏议大夫韦况更荐之，以山人征为左拾遗，渤托疾，不赴。”韩愈也于元和四年致书李渤，劝其出仕。信中极言：“今天子仁圣……请问先生兹非太平世欤？……公不为起，是使天子不尽得良臣，君子不尽得显位，人庶不尽被惠利，其害不为细!”不仅如此，同年四月韩愈亲赴少室山劝说李渤。《新唐书》李渤传又说：“渤心善其(韩愈)言，始出家东都。”此后，李渤与韩愈及其同道卢仝书信时相往来。元和九年，李渤终于出山入仕，并累迁至谏议大夫。
按照李渤自己的说法，《真系传》成书于庐山，亦即移居少室山之前；宪宗登基时，已从江南迁至嵩山地区，其后接受朝廷征聘，恐怕事非偶然。其实《真系传》一书多处记载历代高道如何受皇帝重视、应朝廷礼聘之事。李渤本人未必无此想望，又怕别人以为其作书目的即在于此，于是将成书时间提到宪宗即位之前，而成书之地点又仍在庐山。
可以推测，韩愈与李渤交往时曾见过《真系传》，并可能对此书甚为推赏。如所周知，韩愈其人“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韩愈既与李渤过从甚密，势必欣赏其人其作。
二、上清经箓
《真系传》是有关上清经的传授史。“上清经箓”并非“符箓”，而是东晋的一种道教文学作品。原来的“上清经”究竟包含多少种书、多少卷数，尚无定论。近年法国与日本学者整理、研究上清经箓，根据M. Strickmann和I. Robinet二人的研究结果，目前可确定二十多种“上清经箓”的原本。这些作品都是杨羲传写的，其中的不少文章是东晋以前的道书，属于汉代或三国时的旧作，杨羲为适应当时文学品味的需要而重新改写。因此，就文学价值而言，这批“真经”或所谓“妙经”，均比古道书为高。据杨羲自称，“上清经箓”之“真经”，传授自上清天之神明及真人，故称“真经”；杨羲仅就神人口授加以笔录而已。
杨羲传写天上高真之言，他的书法也是神明指导的。自南北朝到唐代，杨羲的书法备受赞赏。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已谈到天师道与书法的关系，[5]文中引陶弘景《真诰》十九“叙录”述写经画符事：“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文。大较虽祖效郗法，笔力规矩，并于二王。”由此可知，“上清经箓”的价值，不仅在文学方面，也在艺术方面。杨羲的抄本一直很珍贵，所以不断有人伪造。陶弘景是研究杨氏书法的专家，他在收集《真诰》文献时，就以书法标准评定真伪。
刘宋时，陆修静受命于宋明帝收集“新出”道书中最高明的部分。陆修静于471年进献《三洞经目录》。他以价值高低为标准，将道书分为三类，即三洞。最上者为“上清经箓”，宋明帝视此类道书为国宝。前此数十年，北魏太武皇帝已受天师道之箓。《魏书.释老志》云：“太平真君二年……世祖……亲至道坛受符箓。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此语确否，还有待考证，但周武帝曾受道教符箓则有文可征。释道宣曰：“周祖初重佛法，下礼沙门……有道士张宾……以黄老为国祥。帝纳其言，信道轻佛，亲受符箓，躬服衣冠。”[6]〖
隋唐之世，仍尚其俗。《旧唐书. 王远知传》记载：“远知见(隋炀帝)于临朔宫。炀帝亲执弟子之礼……。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 ‘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 ‘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将加物理 。”
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也与唐高宗有密切关系。《旧唐书. 潘师正传》云：“高宗幸东都，礼嵩岳，召见先生，请作符箓，辞不解。又问山中所须，答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须，此中不乏。……调露元年再祀嵩岳，以车舆迎师正。”《道藏》中有《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三卷，记唐天皇于中岳与潘尊师之问答。此即潘师正传“三洞经箓”于唐高宗之记录。“三洞经箓”之内，“上清经箓”最为高贵。潘师正不作符箓，因身为“上清大洞道士”，已受“上清经箓”，亦即是“三洞”、“四辅”七部中最高级之传授。唐初，“上清经箓”不收一般符箓(收入“正一部”)，也不收养生(入“太清部”)或哲学家著作(老子、庄子及其它诸子均在“太玄部”)；科仪法在“洞玄部”及“正一部”，驱邪法则在“洞神部”及“正一部”。“洞真部”之“上清经箓”专收诗颂与诸真列传之书，这种道教经典有特殊的文学风格，它对唐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简言之，“上清经箓”有三个特征：为“神撰”文学，写自“神性”之书法，又为道教组织中最高的传授阶段，如非宗祖或贵族地位者不可获致。
以上所说的“上清经箓”，是李渤创作《真系传》的背景。
三、《真系传》
现在所见到的《真系传》，保存在《云笈七签》第五卷。李渤在序中说：“自兴宁乙丑岁，众真降授于杨君(羲)。杨君授许君(谧)，许君授玄文(黄文，字玄文)，玄文付经于马朗。景和乙巳岁，敕取经入华林园。明帝登极，季真启还私廨，简寂陆君(陆修静)南下立崇虚馆，真经尽归于馆。……陆授孙君(游狱)，孙君授陶君(弘景)。陶君搜摭许令之遗经，略尽矣。陶授王君(远知)，王君又从宗道先生得诸胜诀，云经法秘典大备于王矣。王授潘君(师正)，潘君授司马君(承祯)，司马君授李君(含光)。李君至于杨君十三世矣。”
《真系传》所记，自杨及李凡十人列传，序中提及的十三人中，唯马朗、马季真及宗道先生(藏矜)三人无传。综观其余十人传记的内容，“上清经箓”授受史要全备，并无中断。由此推断，李渤原文很可能并无此三人的传记。
是书第一传记为“晋茅山真人杨君”传。李渤称杨为“茅山真人”，是因为丹阳附近的茅山，为“上清经箓”运动的第一名山，三茅君是茅山的主神。杨羲虽生于句容，成长以后恐未曾在茅山做过长时间居留。杨原是东晋长史许谧的门客，少年时与魏华存之子刘严璞相识，[7]由此得到一些古道书。杨羲所写的“真经”，大部分是为了供主人许谧之用。就《真诰》所保存的资料而言，“上清经箓”与许谧的关系一样很重要，然而李渤不提许谧，只是把杨羲列为“上清经箓”传授之第一代。可见《真系传》并不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记录，而是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源流考。他的创作目的不在历史，而别有心意，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李渤以杨羲为“攻书好学，该涉经史”的文人，又是许谧之子许翙的老师。上清经箓的传授，李渤以许翙为第二代。实则许翙早逝，之后杨羲存世尚久，许翙不可能算是杨羲的接班人。然而许谧身任“晋护军长史”之职，而许翙则是“郡举上计掾主簿，并不赴”之高士，处世之道比较符合李渤的理想要求。第三代许黄民，是许翙之子。黄民仕郡主簿，不出世，也不入道，然“时人咸知许先生得道，又父祖皆有名称，备加崇敬。元嘉六年欲移居钱塘，乃封其真经一厨，付(马)朗靖中。语此是仙灵之迹，非我自来，纵有书亦勿与人。其后有道士马季真以此等经书献于宋廷，置华林园内，终又归于陆修静。”以上所述，是根据陶弘景的《真诰叙录》而来的。
李渤谓陆修静“少宗儒氏，坟索谶纬，靡不总该”，又“宋明帝袭轩皇淳风，欲稽古化俗，虚诚致礼，至于再三，先生固称幽忧之疾，曾莫降眄”。后陆入朝，尽得马季真所遗之经，而“先时洞真之部，真伪混淆，先生刊而正之”。陆修静弟子孙游岳即“上清经箓”传授之第八世，为第九世之陶弘景之师。李渤特别推崇陶弘景的文才，说陶“年十七与江 、褚炫、刘俟为宋升明四友。仕齐，历数王侍读，皆总记室，笺疏精丽，为时所重师法。及清溪宫成，献颂，宣旨褒赞，兼欲刻石，王俭议之，乃止。年二十余，服道。……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
按照李渤的观点，道经的传授、保护与刊误远比追求长生不老、得道升天重要，第十世王远知传中，特别提及“年七岁，日览万言，博总君书。……太建末，靖室中忽有一神人……曰：卿是得道之人，张法本亦甚有心，吾欲并将游天台山，……卿能去否？先生便随出上东岭就法本。至山半，忽思未别二、三弟子附嘱经书，背行三十步，回望神人，化为鹤飞去。”又十二世司马承祯不信一般养生及占卜法，睿宗迎请入朝，“问以阴阳术数。先生对曰，经云：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且目所见者，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其智虑哉!……先生颇善篆隶，写三体《道德经》，刊正文字，著五千三百八言为真本。”最后一传记李含光，“家本纯儒，……幼攻篆隶，或有称过其父者，一闻此义，终身不书。后事贞一先生(司马承祯)，云篆宝书，倾囊相讨。……所撰《仙学传》及论《三玄异同》，又着《真经》并《本草音义》，皆备载阙遗，穷颐精义矣。”
唐代道教文学学派，以上清派最为高着，李渤作《真系传》的目的，就在标明这一事实。李书为第一部上清经箓源流考，影响广远。元初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刘大彬《茅山志》，均多套录。[8]
四、白鹿洞
《玉海》宫室院“白鹿洞书院”条云：“唐李渤与兄涉俱隐白鹿洞，后为江州刺史，即洞创台榭。南唐升元中，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谓之白鹿国庠。宋朝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数千百人，请赐九经书肆习。诏从其请，乃驿送之。五年六月己亥，以白鹿洞主明起为襄信主簿，赐陈裕三传出身。咸平五年敕有司重修缮，又塑宣圣十哲之像。祥符初直史馆孙冕请以为归老之地。皇
五年，其子琛即故址，为学馆十间，曰：“白鹿洞之书堂，俾子弟居而学焉。郭祥正为记。”淳熙六年，南康守朱熹重建，为赋示学者：“曰明诚其两进，抑敬义其偕立，允莘挚之所怀，谨巷颜之攸执。吕祖谦为记。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赐国子监经书。”正德《南康府志》载：“唐贞元中，洛阳人李渤与兄涉同隐居于此，养白鹿自娱，后因此名。”李渤着《辨石钟山记》自题：“贞元戊寅七月八日白鹿先生记”，称庐山隐居之地为“白鹿洞”。前引《南康府志》又云：“渤为江州刺史，即洞创台榭，引流植花。”《庐山通志》亦云：“宝历中，渤为江州刺史，即所隐地创台榭，以张其事，而白鹿洞遂盛闻于人矣。其后唐末兵乱，郡学校废坏，高雅之士，往往读书讲艺其中，南唐升元中始建为学。……宋初因置为书院，益拓而大之，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并名于天下，当时学徒，常数十百人。……祥符初直史馆孙冕以年老乞致仕。诏许之。……其后兵乱室焚。……淳熙己亥朱晦翁来守南康，甫至即檄教授杨大法、司户毛某看详。即又躬至(白)鹿洞周览之，悉得其可修举状。因俱上尚书省，言：(白)鹿洞乃昔贤喜遁之地，先朝尝即以养士，德意甚厚，而一废遂不复振，为吏者不得不任其责。”又吕祖谦《白鹿洞记》云：“淳熙六年南康军秋月不时，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得白鹿书院废址，慨然顾其僚曰：是盖唐李渤之隐居，而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
[1] 《新唐书》卷 118。
[2] 《新唐书》有《六贤图赞》一卷，今佚。
[3] 嵩山之西峰。
[4] 《新唐书》有《真系传》一卷，李渤撰，明《道藏》不录。
[5] 陈先生从天师道活动的角度来看早期“上清经箓”文献，很有见地。
[6] 《广弘明集.辩惑论》。
[7] 关于魏华存事迹，见王明着《黄庭经考》。
[8] 《茅山志》所记各代宗师，除引《真系传》外，并插入虞集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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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舟人（Kristo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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