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霍童洞天 位于闽东宁德八都的霍童镇是一个青山环绕、碧水长流的古朴小城。城内除了部分土木结构的旧民居和一些近年新建的砖楼,真正的古建筑只有一座清代的文昌阁。庙里的神像及饰物基本上也是新添置的,唯有一块唐代天宝年间御敕的“霍童洞天”残碑。此碑据说是明嘉靖年间被山洪冲毁的霍童山鹤林宫的遗物。霍童山有一个“霍林洞天”。这就是说,在道教的观念中它是一个自然环境合适修养身体的地方。据考证,“洞天” 二字最早出现于东晋道教“上清经”系的文献中。[1]在这里,“洞”不一定指山洞,它的主要含义是“通”;“天”也指“自然”、天然环境。换而言之,这是一个可以“通于天”的修真境界。[2]做为“洞天”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基本上都有一个有别于人间的世外桃源。 把霍童山当作 “洞天”起源于何时尚不清楚,但最迟到晋代,霍童山已是道教重要的修养地。唐初宫廷大道士司马承贞 (647-735)在排列天下“十大洞天”[3]和“三十六小洞天”[4]时,霍童山已名列“三十六小洞天”榜首,甚至居于五岳泰山、衡山、华山、常(恒)山、嵩山之前[5]。司马承贞在《天地宫府图》一书中说:“第一霍桐山洞,周回三千里。名霍林洞天。在福州长溪县。属仙人王纬玄治之。” 长溪是宁德地区在唐代的建置,而“霍童山”在唐天宝以前原名“霍桐山”。 《太平寰宇记》 记载,霍桐山“列仙霍童游处。天宝六载 (747) 敕改为‘霍童山’,亦曰‘游仙山’”。 该如何理解宁德霍童曾是“天下第一洞天”这样一个事实?[6]为甚么唐代人将这个地方看得那么重要?在中国历史上,闽东这一山脉到底有过何种特殊功能,扮演过何等重要脚色?本文试图就此做一初步探讨。 2. 古代司命神的大霍山 司马承贞说霍童山的主要仙人是王纬玄。这位仙人的事迹已鲜为人知,但是远在晋代,已有文献记载他与霍童山之间的关系。王纬玄在各种仙传都有传记。如赵道一编辑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云:[7] 王纬玄不知何所人也。得道居林屋山洞室中。吴国韩崇好道,游名山采方术,于林屋遇纬玄,求度世之道。纬玄以流珠丹授之。谓崇曰:“子行此道,无防居世。功成之日,自当仙举也。”崇行之大验,仕为汝南太守,在郡十四年。纬玄又降之,授崇南隐遁解形之法。入大霍山。又授崇道化泥丸紫户之术而升天矣。 上述描写引自《真诰》。《真诰》卷十二也说:“(韩)崇年七十四,纬玄乃授以隐解法,得入大霍山”。 《真诰》是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它的内容分两部分。正文是东晋末年 (364 - 370) 杨羲编辑的。杨羲根据当时流传于江南地区的道教经典和传说,演出了一系列新道经,即后人所谓上清经箓诸书。后来梁朝的大文豪陶弘景(456-536) 收集了杨羲手迹及与杨有密切关系的人所附加的数据,编辑了《真诰》,并做了注解。《真诰》 第十二卷第七页云:“王纬玄是楚庄王时侍郎,受术于玉君。”陶弘景注: 若是春秋时庄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职;而汉楚王无庄谥。 看来陶弘景对王纬玄的神话有怀疑,而且韩崇的身世仅见于《后汉书》,与王纬玄和霍童山毫无关系。不过有关大霍山,《真诰》还有进一步的记载: 罗江大霍(山)有洞台,中有五色隐芝。([陶]注此则南真[8]及司命[9]所住之处也。)[10] 仙人郭子华、张秀连、赵叔达,晚又有山世远者 ..,昔居武当,今来大霍,欲从司命君受书。[11] 八月八日书云:谨操身诣大茅之端……,司命君在东宫。([陶]注云:司命常住大霍之赤城。)[1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晋代的道教学者认为大霍山是众真的修养地。然而,这个大霍山是不是现在闽东的霍童山呢?如所周知,在中国的名山里有好几个霍山。现在最有名的是安徽省霍山县的“霍岳”(即天柱山)。按照道教的“五岳真形图”,此霍山是南岳衡山的“储君”,所以它可以代表南岳,那里至今还有一个南岳庙。另外一个霍山是在山西晋州地区,这个霍山在很早的文献中已有记载,如《尔雅.释地》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也”。不过,《尔雅》同时又说“霍山为南岳”。后代的学者只好把这第二个霍山当作安徽的天柱山。但是在王纬玄和大茅君的传说里,我们引用的数据都说是“大霍山”。另外,也有一些数据则说“南霍”。这个大霍山或南霍到底是宁德的霍童山,还是安徽或其它地区的霍山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参考另一种重要的道教文献 -- 《太上灵宝五符序》。 当代道教研究者都倾向于把《太上灵宝五符序》的成书年代定在晋代,因此它在现存的道教文献里算是比较早的一本书。《太上灵宝五符序》保存了较多中国南方闽浙地区的古老文化,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有关霍林仙人及其隐于浙江东部劳盛山的弟子乐子长的传说,以及霍林仙人传授的各种草药和药方。该书“灵宝要诀”说:
道士入山采药,采八石灵芝合丹液,及隐身林岫,以却众精,诸无灵宝五符者,神药沈匿,八石隐形,芝英藏光。
霍林仙人的“五符”是帮助道士们上山找药,特别是灵芝。书中有一“灵宝黄精方”[13], 黄精也被称为“太阳之精,入口使人长生”,[14]本名马箭。关于这种草药,葛洪 (283-343) 特别在药方后加上一段说明:[15] 天官名此草为“戊已芝”。昔人有至霍山赤城内者,见其中有数千家,并耕田垦陆以种此草。…… 昔人即问赤城人种此草何为?对之云:此仙草。此中人由来并食之耳,使人长生矣。吴主孙权时闻其说,所言之审,即使人于江东山中种而食之。 那么,这位传授灵宝五符的霍林仙人是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仙人王纬玄?《太上灵宝五符序》仅说霍林仙人“似韩众也”。[16]所以,唐初的司马承贞把王纬玄当作主司霍童山的仙人有何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太上灵宝五符序》所提到的霍林仙人韩众,却值得注意。 根据《史记 . 秦始皇本纪》,韩众[17]原是秦始皇送到海上去寻找仙药的方士。到了汉代,韩众被当作一个仙人,《楚辞.远游》云:“奇传说 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东方朔《七谏.自悲》云:“闻南藩乐而欲往兮,至会稽而且止。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所以,这位到东海寻药的方士逐渐演变成名山会稽的仙人。到了东晋,韩众的仙踪依然隐约可寻。他在陶弘景编辑的《真诰》里又出现了好几次,如卷九有一篇关于诸司命神的记载,诸司命常集中在青童君的东海之方诸仙山,陶弘景在其后注曰:“霍山赤城亦为司命之府,唯太元真人(大茅君)、南岳夫人(魏华存)在焉。李仲南在西方,韩众在南方,余三十一司命皆在东华青童,为大司命总统故也。”[18] 司命是古代楚国的神祇,有大小司命,主人生死与生育。儒家经典里也提到司命,不过把它们当作民间小神。[19]前述诸司命所驻止的大霍山是否就是宁德霍童山呢? 3. 陶弘景游霍童 南朝齐梁间的大文人、医药学家陶弘景,同时也是著名的道士。梁武帝虽以崇佛著称,但一直十分关注陶弘景对道教文献的研究及其采炼丹药的进展。陶弘景的著作很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医学方面,尤其是本草的研究。他不仅补充了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还自撰了《本草集注序录》、《养生延命录》、《达灵经》(已失)、《经食草木养生法》(已失)及《灵宝神仙玉芝瑞草养生图》(已失)诸书。他所编辑的重要道教经典有《真诰》、《登真隐诀》和《周氏冥通记》等。这些著作都与前述杨羲的上清经箓诸书有关。陶弘景很重视这种道经,认为它们具有最高的精神境界。在上清经箓里常出现丹阳句容句曲山地区的历代人物和神仙,如女祭酒魏华存 (252-334),仙人茅盈和他的两个弟弟。上清经箓把魏华存当作“南岳魏夫人”,给茅盈“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的尊号,又把三茅兄弟做为句曲山的山神,因此把山名改成“茅山”。后来传授上清经的道教也变成“茅山宗”。齐武帝允许陶弘景在句容建道观,设华阳馆。他在华阳馆集中很多弟子,也有不少人常到华阳馆访道。 天监初(502- )陶弘景备受梁武帝的宠信,他的炼丹活动也大大得到梁武帝的物质支持。烧炼丹药的是很费时力和钱财的事,丹炉所用的燃料通常是谷糠。一次炼丹的过程大约一百天,所需燃料为一千二百斛谷糠。陶弘景采用上清经的一些方法,试验了多次都不成功。他认为炼丹失败是当时的句容车马往来、香客不绝,环境太嘈杂所致。炼丹应该在远离人世的地方,因此他决定暂时离开茅山和附近的宫廷,“改服易氏,遐遁东迈,当去建晋中,以其山海沈旷,民不知道。” [20] 为什么陶弘景要去“建晋”呢?他从上清经文得知,古代的神仙把炼制“九转神丹”真方传给太元真人茅盈。[21]《茅盈传》又说 “大茅君”得道之后封到“赤城玉洞之府”。[22]而这个“赤城洞”就在晋安(福州)的大霍山。《华阳陶隐居内传》记载陶弘景离开句容之后: 初欲入剡,或度天台。至浙江,值潮波甚恶,乃上东阳,仍停长山。闻南路有海掠, 不可行。稍进赤岩,宿瞿溪石室。……乃曰:尝闻《五岳图》云,霍山是司命府,必神仙所都。(原注:《名山记》云:霍山在罗江县,高三千四百丈,上方八百里。东卿司命茅君所居)。乃自海道往焉。过牛岑出海口,东望扶桑,乃慨然叹曰:所谓观海难为水,游圣难为言。……霍山连略当六、七百里,隐隐如阵云,岩崿惊拔,特异他处。先生足蹑真境,心注玄关,大有灵应感对,事秘不书。 这里说陶弘景离开江苏句容后,原想从浙江海路去霍山,因当时海上不宁,结果从浙江东阳、赤岩取道温州西面的瞿溪。并且先在永宁(今黄岩)的青嶂山住了一段时间,永宁县令陆襄把陶安排在那里的天师治堂里。陶弘景自己编撰的《周氏冥通记》序文也说: 天监七年(508),隐居东游海岳,权住永宁青嶂山。隐居入东,本往余姚,乘海舫取晋安霍山。平晚下浙江,而潮来制船,直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 在青嶂山天师治堂,陶弘景认识了十二岁的神童周子良。陶接受周子良为弟子,并授予他“仙灵箓”、“老子五千文”和“西岳公禁虎豹符”。其后,周子良跟随陶弘景一起到“南霍”。直到天监十二年(513),他们才回到茅山。[23] 《华阳陶隐居内传》引《名山记》说霍山在罗江县。关于这个罗江县的所在地有三种说法:其一是今天的宁德县,其二是宁德稍北的罗源县,其三是浙江南部与福建交界的温州府瑞安县。[24]但是,我们根据成书于唐初的《法苑珠林》转引齐朝王琰编《冥祥记》云:“晋安罗江县有霍山,其高蔽日。”[25]则可知罗江县属晋安郡(福州)。前文“遐遁东迈,当去建晋中”的“建”也就是指“建安郡”,“晋”则是“晋安郡”。在今宁德霍童镇北面不到二十公里的海边,尚有一乡名罗江。因此陶弘景天监年间所探访的霍山,以及《真诰》、《太上灵宝五符序》诸书所提到的“大霍山”、“南霍”就是今天宁德霍童山,这一点已属无疑。[26] 《华阳陶隐居内传》又说由于缺糠,陶弘景无法留在霍童山炼丹。但他在该地区的旅行前后达四、五年之久,在霍童山上应该住了不短的时间。此间,陶弘景落脚何处? 4. 霍童山的鹤林宫及其它 霍童山的鹤林宫应该算是福建地区最早载于史册的重要建筑。据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记载,鹤林宫是南北朝时褚伯玉传人所建。[27]《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列传》云: 褚伯玉字符璩,吴郡钱唐人也。……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宋孝建二年(455),散骑常侍乐询行风俗,表荐伯玉,加征聘本州岛议曹从事,不就。太祖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上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建元元年(480),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楼上,仍葬楼所。孔稚珪从其受道法,为于馆侧立碑。 浙江有几个不同的白石山,不知这里所指的是哪一个。按照唐末五代的道教学者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上山记》的说法,褚伯玉原来住在浙江的金庭山。[28]无论如何,陶弘景熟悉褚伯玉的事迹,在他的《真诰》“序录”中 (是他自己写的历史考证部分)若干次提到他。褚伯玉也收藏了杨羲的重要墨迹。陶弘景说: 伯玉居南霍。游行诸山,恒带自随(此墨迹)。亡,留在弟子朱僧摽。 陶弘景去霍童山时,褚伯玉已经不在人世了。[29]但是他的弟子们很可能还居住在此山,可以招待陶弘景和他的随员。是不是他们的道观已经叫“鹤林宫”也很难说,不过那时有道士们在霍童修养,则是无可置疑的。 5. 结论 要了解唐代高道把霍童山当作“天下第一洞天”的原因,首先必须清楚唐代的道教制度。它是一种与《道藏经》七部分类法相对应的新体制,把道教组织分为七个阶段,道士的经箓是从最低一级的正一箓逐渐提高到最高一级的上清箓。唐代所有的皇帝和许多皇后与公主都受到上清箓。当时已形成的上清“茅山宗” 宗祖是著名的道士司马承贞。大茅君和南岳夫人魏华存是该宗最重要的神明,而他们的“洞府”就在霍童山上。 然而仅有上述宗教性的条件是不够的,因为它们不是表示霍童山重要性的原因所在,而是表示其后果。如果在上古时代霍童山不被当作很有特色的地方的话,它也不会得到道教的这种重视。霍童山成为一个“洞天”的理由,不只是因为它有一个霍林洞,而是因为它生产各种宝贵的草药。霍童山能够生产各种珍贵的草药,则归功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都无碍于它本身的价值与存在。正如《真诰》作者在一千六百年前已指出的,所谓洞天: 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觉是洞天之中,故自谓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异,草木水泽又与外无别,飞鸟交横,风云蓊郁,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谓洞天神宫,灵妙无方,不可得而议,不可得而罔也。[30] 从陶弘景时代至今,中国的社会与文化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前人的宗教信仰大部分已被遗忘,今天还崇拜“大茅君”的人并不多。然而,僻在闽东的霍童山和它的自然环境一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而且它生产的“五芝”还是一样地宝贵。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今天还可以承认它是“天下第一洞天”。[1] 在此我想指出,“上清经”原来是一种提倡个人修养的道教文献。直到唐初,“上清经”成为道教最高的经典,中唐玄宗授予“上清经”的神明魏华存、茅君、许谧等国封,此后“上清”也就发展成为道教的一个宗派。 [2] 例如,最早的道经经典的“三洞”分类法,也有类似的意思。有关洞天的研究,还可以参考Franciscus Verellen的“The beyond within: Grotto-Heavens (Dongtian) in Taoist ritual and cosmology”,载于 Cahiers d’Extreme-Asie 8,第265-290 页,1995年。 [3] 据日本学者三浦国雄考证,“十大洞天”的说法实际上晚于“三十六洞天”。见氏著《洞天福地小考》,载《东方宗教》1983年第51期。 [4] 有关“三十六洞天”的提法,迄今为止可考的最早资料是东晋的《大茅君内传》。 [5] 见《天地宫府图》,存于北宋张君房编辑《云笈七签》卷27。 [6] 大多数学者已根本不了解这一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令人欣慰是,当地的有识之士则对地方历史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并编辑出版了一套《宁德文明之光丛书》。 [7] 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第14页。此书虽编辑于元初,但编者采用的主要资料都是古老的道书。 [8] 指魏华存。 [9] 即大茅君。 [10] 《真诰》卷13第8页A面。 [11] 《真诰》卷14第6页B面。 [12] 《真诰》卷11第16页A-B面。 [13] 《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中第20页。 [14] 《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中第19页。 [15] 《太上灵宝五符序》见卷中第22页。 [16] 《太上灵宝五符序》见卷下第3页A面。 [17] 原文作“韩终”。据王逸注《楚辞.远游》:“羡韩众之得一”句,“韩众”亦作“韩终”。 [18] 第21页B面。 [19] 如《风俗通义》卷八:“民间所祀小神有司命”。 [20] 宋贾嵩编撰《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第9页。 [21] 《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第7页。 [22]《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载于《云笈七签》卷104第19页。 [23] 见《周氏冥通记》第1-2 页。 [24] 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第5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25] 《法苑珠林》卷71《祈雨篇》。 [26] 有关陶弘景入闽的经历,美国学者Michel Strikmann也做过研究。不过,他错把陶弘景去的地方当成是闽南地区的戴云山。“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载于H. Welch和A. Seidel编辑的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见第151-152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 [27] 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研究所点校本,第一册卷31第76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28] 《洞天福地岳渎名上山记》第8页。 [29] 《闽书》说褚在梁大同二年(529)登天,误。 [30] 《真诰》第11卷第7页A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