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山木篇》中的“建德国”

袁冰凌

在《庄子》外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叫市南宜僚的人去见鲁国之君。鲁君看起来忧心忡忡,市南问他担心什么。鲁君说:“我一直兢兢业业遵循祖先之道,继承祖上之业。我非常敬重鬼神,礼遇贤人,身体力行,一点也不敢怠慢。可是这些做法都不能使我消灾避祸,我为此很担忧啊。”市南听了,认为这种消灾祈福方法不对。他建议鲁君到南方的“建德之国”去修道,那里的人民天性淳朴,清心寡欲。一切公有,不存私财。助人为乐,不图回报。不知“义”、“礼”为何物,率性而行,顺其自然。活得自在,死得其所。他劝诫鲁君摈弃旧的祭祖拜神习俗,放弃鲁君之位,到建德国去“与道相辅而行”。

    市南宜僚要以礼仪著称的鲁国之君到 “建德国” 学道,这个建德国究竟在哪里呢?清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屿纪要》(卷99)说,福建漳浦县的太武山有小石城,相传南粤王建德曾在那里躲避汉朝的军队,所以也叫“建德城”。清代《漳州府志》记载,南太武山上有越王的宫殿和造船遗址。

这样看来,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庄子》所推崇的建德国,很可能就在现在的漳州地区,不过顾祖禹错把时间推迟到西汉了。它的意义在于,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则《庄子》外篇这一资料是有关福建历史的最早记载,而且它说明战国后期的福建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没有分工,没有农业,没有税收,没有阶级,是一个游牧社会。而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流派――道家认为这一越人社会比中原地区的阶级社会更理想,它有一种憧憬,一种超然物外的自然平等。这种影响在后来魏晋时代所追求的清静自然境界中依稀可见。在南朝人罗列的天下三十六“洞天福地”中,大多数都在福建、浙江、广东和江西,古代越人生活的地域里,闽东宁德的霍童山甚至被定为天下第一洞天,位居五岳之前。

《庄子》建德国并非孤立的例子,先秦诸子有关南方越人的典故和事例不胜枚举。比如,楚庄王以“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为借口,不理国事,在他的后宫中不仅有郑国娇娃,也有越国绝色。[1]《韩非子. 喻老篇》提倡人贵有“自知之明”,也是讽喻这位楚庄王企图攻打“政乱兵弱”的越国,而楚国本身外有秦、晋之败,内有庄蹻之乱,其“弱乱”不在越国之下。“远水不救近火”的故事在《韩非子》中出现了三次,[2]意思是越人虽然善游,等他们从远处来救溺(或救火),终归无济于事。

    诸子百家动辄以越人、越俗为例,当然与越王勾践在春秋末年称霸中原的历史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迁的越人和越文化对中国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以断发纹身为特征的越人善造舟楫,春秋之霸吴国、楚国宫廷中都有越女舟。两千多年前,为了征服在福建地区叛乱的东越国王余善,汉武帝在长安皇家园林建章宫的太液池里训练水军,他任命的水军教官里恐怕也有那些美丽的越女吧。[3]越人善于海上经营,颇获鱼盐之利。早在周朝,他们已将“越席”经销到西北,成为周天子名贵的祭祀用品之一。至于越人古老的草药医术、长生不老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武夷山的船棺,海上三山[4]的传说,直到汉武帝封禅天下,武夷山之神武夷君也榜上有名,得到国封的干鱼之祀。《灵宝五符序》记载,三国吴主孙权派人到闽东霍童山取一种叫“仙人余粮”(黄精)的长生不老药到南京培植。[5]南朝著名文学家、医药学家陶弘景从江苏句容专程到霍童山修养多年。所以,《庄子》将我们的“建德国”描绘成前贤憧憬的理想之境有什么费解呢!

原载《福州大学报》2005年3月5日   
 


[1] 事见《史记.楚世家》。

[2] 见《说林篇》《用人篇》、《难势篇》。

[3] 《史记.平准书》。

[4] 别忘了福州别名“三山”。

[5] 当时吴国在闽东地区建有造船基地“温麻船屯”。《灵宝五符序》所言之事应非子虚乌有。